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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读： 贾永曾任新华社编务会成员、新华社分社社长。2004年获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在他数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与许多新闻大师相识相交相知，并撰写了“我所认识的新闻大师”系列文章。本篇为贾永与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的一段故事。

　　永远是可亲的笑容，永远是同样的语速，永远是几乎相同的衣着：夏天白衬衫，春秋灰西装，冬天再加件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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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我认识南振中相对较晚的缘故，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那一头永远理得短短的银发。实际上，那个时候，他还未满五十岁。

　　与南振中相熟，也是从1991年的青年记者读书班开始的。当大家谈到经过最初几年的工作爆发，不同程度遇到了业务“徘徊期”新闻中心，南振中认为，这是进入“简单再生产”阶段的表现，也就是生产过程在原有的规模上重复。特点是，全部剩余产品都用于个人消费，没有积累，即不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规模不变。这就好比每年种2亩小麦，50斤种子TB体育，收获1000斤，吃掉950斤，留下50斤麦种第二年再去播种。农民没有积累就难以扩大再生产，同理，记者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吃老本，就会滑坡。那一次，南振中强调了记者的积累尤其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性。他说，人的脑子每天都在不停地运行，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根据对人体脉动速度的测算，一个人每天可以思考20万字。这当中有的有价值，有的没有价值。我们打一个折扣，假设99%都是无用的材料，1%是有用的材料，那么，每人每天有价值的“思想”就有2000字。把这2000字记录下来，一年的思想积累就是73万字。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倘若我们果真能勤奋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年轻记者的徘徊期就会缩短，就有可能实现新的突破”。他由此把这次座谈讲话的题目定为 “发挥优势，不断攀登”。

　　整整一个下午，在新华社工字楼一间朴素的会议室里，南总就用这种算账的方式，与大家交流，语言朴实，语调平实，一如他质朴的外表。

　　2004年，时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范敬宜先生，曾用“三个最”形容他所了解的南振中——“他是我所见到的手最勤的一个记者。”自从从事新闻事业到现在，他一共记了3000多本采访笔记。在“两会”的电视镜头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认真地记会议笔记，那一定是南振中。“他是我见过的工作作风最严肃的一个。”当编辑时，每次修改完记者的稿子，哪怕是一个标题、一句话，都亲自找记者商定，确认“我有没有把你认为最得意的地方删掉？你有没有感到心疼？”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后依然如此。“他是我见过的采访作风最扎实的记者。”正如他所说，“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1964年8月，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南振中进入新华社山东分社。大学四年，勤奋的南振中几乎“横扫”了学校的图书馆。从此，他又开始在山东乡村广阔天地里钻研一部丰厚的无字之书。1991年，第一届范长江新闻奖评奖委员会给予南振中的评语是这样写的：“他深入到贫困的鲁西北地区和沂蒙山区蹲点调研，同农村干部群众一起探索总结摆脱贫困的经验，采写了大批讴歌农村改革、反映农村变化的新闻通讯。他的农村报道，题材新颖，有思想深度。”

　　南振中回忆，他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一系列报道，与穆青倡导的重视“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有着巨大关系。1977年11月，新华社国内部召开农村记者座谈会。当时的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极左”阴云还未散尽。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在听取汇报时，讲了一番带有鼓动性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正是穆青的“胆”与“识”，激励着包括南振中在内的新华社农村记者深入贫困地区调查研究，以全新的视角和精神状态，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推动了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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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40年山东大事回放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80年，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来到东明县的4个公社、4个村，走访了20户社员家庭，于1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看粮囤》，介绍了东明县从1958年起连续吃了21年统销粮，1979年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

　　那一天，是大年初一。南振中后来回忆，“1972年至1983年，有十个中秋节和两个春节是在外地度过的”。1982年，他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一书出版，这也是关于农村改革的最早一批专著。

　　1985年，南振中的《我怎样学习当记者》出版，这是他在山东分社社长任上，为四川省新闻干部进修班两个星期讲座的授课提纲，也是他20年一线记者经历的经验之谈，一时成为新闻界热门读物。当时，我在读大学新闻系，自然也读到了这部专著，记得有“采访前的准备”“记者的笔记本”“学会‘抓问题’”“孕育主题的途径”“新闻作品的立意与结构”“提高新闻素材的利用率”等章节。也是在这一年，43岁的南振中奉调北京，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室副总编辑、副社长兼总编辑室总编辑。2000年6月，任正部级的新华社总编辑。

　　2005年5月，我担任分社社长，南总主持新华社编务会，吸收我为编务会成员。我也成了军分社历史上第一位总社编务会成员，由此与南总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他勤奋的工作状态和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他的“记者的发现力”理论，不仅被我个人奉为圭臬，也是我坚持不懈向年轻记者灌输的方法论。

　　新华社例行编务会每周一次，遇到特殊情况随时召开。编务会成员都是各业务部门的一把手，大家一度反映工作太忙无暇读书，南总讲了他的“南式阅读法”：《列宁选集》共3561页，他每天抽1小时阅读，平均阅读10页，他把每天的零碎时间加以利用，6个月后便读完了四卷本的《列宁选集》。之后又用3个月的业余时间，将第三、四卷重读了一遍。也就是说，“9个月就可以挤出526个小时，相当于脱产学习两个多月。如果每小时能读30页，那么一年则能够读10950页，相当于读了55本每本200页的书”。后来流行网上阅读，南总又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网上阅读法”：阅读纸质书，注意力放在“有价值部分”上，先把有价值的内容摘抄出来；网上读书，则把对自己没有明显参阅价值的内容大段删除。如今，南振中的个人电子图书馆拥有2000亿字节，72个分类，从人文历史到自然科学，从图书到漫画应有尽有。仅此一项，估计新闻界绝无仅有。

　　有一次，已经调任星球出版社社长的军事记者马晓春送来几个大型地球仪，我给时任新华社社长田聪明和南振中总编辑等几位总社领导的办公室各送去了一个。南总笑着说，别的礼物不能收，这个可以收下，年龄大的人可以看得清楚，有助于我们瞭望世界。他的秘书告诉我，南总会时不时地转动地球仪，预判国际局势，及早准备材料，补充相关知识。

　　南总作风严谨，态度和蔼可亲。每一次给他汇报工作，他都会详细记录，然后慢慢提出意见或建议。他办公室的大门，一年到头对来自基层一线的记者敞开着。记得他最严厉的一次是讲话是某电视台的纸馅包子事件之后。编务会上，南总严肃地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新华社，至少会让我们十年内在国际上抬不起头来。这也印证了穆青同志所说的，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做人。

　　2003年12月，他参加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活动时，在河南省濮阳市农村参观了“无土栽培”大棚，优点是省地、省水、省肥、省时、省力，缺点是因为作物根系离开了肥沃土壤，一旦营养液供应不上，叶子就会枯黄。南总由此讲到了记者的初心和作风：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有没有“根”，我们的“根”应该扎在哪里？我们的“根”应该扎在基层，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扎在人民群众中，扎在肥沃的泥土里。“无土栽培”虽然先进，只可惜新闻记者无法采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瓶装的“新闻营养液”，“如果我们偏离实际、远离生活、脱离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沃土，我们就会营养不良，采写的新闻自然会枯黄”。

　　2007年8月30日，南振中不再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至此，他在这个新闻界最辛苦、压力也几乎最大的岗位上坚守了7899个日日夜夜。与编务会话别的时候，他动情地说：“多年来，白天晚上忙于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上不能尽孝，下没有尽养育之责，愧对父母、愧对妻子、愧对孩子。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痛楚。1990年，我曾对家人作过许诺：在总编辑岗位上，我只能把全部精力献给新华社；卸任以后我将抽出更多时间孝敬母亲、照顾老伴、教育儿孙。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对待家人也会像对待事业一样，做到一片赤诚、尽心尽力。”

　　实际上，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需要南振中尽心尽力。2011年3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我代表人民询问你》的报道成了两会新闻热点。报道的主角，正是南振中。那几年我兼着全国政协委员，每一次旁听人大会议，都会远远地看到主席台上那一头醒目的白发，看到那个用笔记本电脑做笔记的熟悉的身影。

　　2011年3月，南振中《亲历中国民主立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实录》出版，这是他参与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实践的亲身体验。从2003年起，南振中提出的98条建议被吸收到34部法律条款之中。

　　2013年4月，离开郑州大学半个世纪的南振中重返母校，“掌舵”郑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因此也有了一个“院长”的新头衔。好像是2015年春节过后，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的几位教师和同学到京采访新华社系统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他们提到TB体育，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南院长交出了一份长达9万多字的“假期作业”，那是73岁的南振中写给学生们的75封回信。整个寒假，包括七天春节假期，南振中“泡”在家里，每天凌晨二三点起床，坐在电脑旁边一字一句为同学们解疑释惑。也许是受了南总感染的原因，那一天，我按照学校提出的问题，与老师同学整整谈了一天，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穆青的故事和穆青的精神在新华社的传承，讲述郭超人、南振中对我的影响和传帮带。那是我们这一代新华人不能忘也不会忘的记忆。

　　那个春天，南振中《大学该怎么读——给大学生的75封回信》一书出版，郑大新闻与传播学院400个学生最早收到了写有老院长赠言和签名的首版书。这是一个睿智的长者，对后来人的循循善诱和真情告白。朴素的语言闪烁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蕴含着触动人心的温暖力量。

　　忽有一日，偶然看到这样一则故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四载: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意思是，宋代理学奠基人程颢的弟子朱光庭听老师讲课如痴如醉，因而回家逢人便夸老师讲学的精妙，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的确，与品德高尚且有学识的人相处，会让人受到熏陶与感化，心里就像被春风拂过一样的温暖。